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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家庭收入、消费水平入手，逐步扩展到国民生活各方面（住宅、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最后进行国际比较与主观幸福感分析，层次分明，论证有序。

　　使用了大量官方统计数据（如总务省、厚生劳动省等），时间跨度长（1955–2012），涵盖多个维度，增强了研究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既分析了国家层面的经济指标（如人均GDP、基尼系数），也关注家庭层面的生活实态（如储蓄率、负债、消费结构），视角全面。

　　将日本与美、英、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多个生活指标上进行比较，突出了日本在住房面积、教育负担、幸福感等方面的相对劣势，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不仅分析物质生活水平，还引入OECD幸福度调查和日本内阁府舆论调查，探讨了国民在精神层面的满足感缺失，体现了人文关怀。

　　文章发表于2014年，使用数据截至2012–2013年。日本在“安倍经济学”后、新冠疫情前经济社会有一定变化，未能反映最近10年的新趋势。

　　例如，储蓄率下降可能与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变化有关，可进一步展开结构性分析。

　　仅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未提及韩国、新加坡等亚洲高收入社会，可能影响对日本“相对地位”的全面理解。

　　虽然提及安全、教育得分高而生活满足度低，但对“为何高安全高教育却低幸福感”的社会文化机制探讨不足。

　　学术上：为研究后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社会变迁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可作为比较社会学、福利国家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现实上：揭示了即使在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国家，国民幸福感未必同步提升，对政策制定者具有警示意义，尤其是在教育负担、住房条件、精神生活质量等方面。

　　这是一篇资料翔实、分析客观、具有较强参考价值的研究论文。尽管在数据时效性和部分深度分析上存在局限，但其结构完整、论证有力，成功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国民生活的真实图景，并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国际比较与反思。适合用于日本研究、比较社会政策、生活质量研究等领域的学习与参考。

　　这篇《日本国民生活的现状与国际比较》在理论观点、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方面均体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准，以下展开具体评价：

　　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的非同步性：日本在1950-19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而1990年代后经济停滞，并未带来生活水平的同步下降，而是在某些领域（如医疗、教育普及率）继续进步，某些领域（如收入、住房面积）出现停滞或倒退。这实际上挑战了“GDP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暗示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复杂的滞后与结构性差异。

　　“失去的二十年”对国民生活的多维影响：文章指出，经济停滞不仅影响收入，还通过就业不稳定、负债增加、储蓄率下降、住房自有率降低（尤其是年轻人）等渠道，重塑了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代际公平，这为理解“长期经济停滞的社会后果”提供了案例。

　　文章的核心理论关切之一，是揭示了客观生活指标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显著脱节：

　　日本在寿命、安全、基础教育等“硬指标”上位居世界前列，但国民的“富裕感”和“幸福感”却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

　　文章将这种悖论部分归因于精神生活满足感的缺失、工作与人际关系压力、以及物质生活提升放缓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这实际上触及了现代化理论中“生活质量”与“生活意义”的关系问题，暗示物质丰裕后，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权重上升。

　　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对比，文章间接描绘了“日本模式”的福利与社会结构特点：

　　高公共医疗、低社会保障总支出：日本以较高的公费医疗比率实现了良好的健康结果，但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比重偏低，家庭在育儿、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负担沉重。

　　低收入差距与高代际固化风险：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实现的收入再分配效果显著（基尼系数改善度高），但年轻人住房自有率大幅下降、教育个人负担率高，可能预示着机会平等的弱化，而不仅仅是结果平等。

　　安全与秩序优先的社会治理：极低的犯罪率和交通事故死亡率，构成了日本社会的高安全感，但这可能与高度的社会规训和压力并存。

　　文章系统整理了超过半个世纪（1955-2012）的日本家庭经济与生活数据，并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如消费结构、资产构成）。这些长期时序数据是研究日本社会变迁的宝贵资料。

　　构建了涵盖收入、消费、住房、教育、医疗、安全等多维度的国际比较指标体系，为后续的跨国生活质量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框架。

　　研究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收入分析，将消费结构、资产负债、时间利用（如休闲）、主观感知等纳入分析，体现了生活质量研究的多元视角。

　　将家庭层面数据（微观）与国家宏观指标（如人均GDP、社会保障支出）相结合，有助于理解政策与个体生活之间的传导机制。

　　日本是首个经历长期经济停滞的发达国家。本文详细记录了在经济低增长状态下，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适应性变化”与“结构性问题”，为研究“后增长时代”或“成熟社会”的民生状况提供了经典案例。

　　文章暗示，在经济增长引擎失速后，社会制度（如福利体系、教育成本分担）、人口结构、文化价值观成为影响生活质量更关键的因素。

　　揭示结构性弱点：明确指出了日本在住房空间狭窄、教育私人负担过重（特别是学前和高等教育）、年轻人生活困境、国民幸福感低迷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为社会保障改革、教育补贴、住房政策等提供了精准的施策靶点。

　　平衡“效率”与“幸福”：促使政策思考超越经济增长目标，更多关注国民的心理福利、工作生活平衡、社区关系等“软性”发展维度。

　　预警“未富先老”或“边富边老”的社会风险：日本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面临医疗成本可控但养老、育幼压力转向家庭的问题。这对于韩国、新加坡及未来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参考价值。

　　反思“发展主义”的代价：日本案例表明，即便实现了经济赶超和高水平物质基础设施，若忽视社会公平（特别是代际公平）、精神文化建设和工作文化改革，仍可能导致国民普遍的“丰裕中的焦虑”。

　　理解消费者行为变化：家庭储蓄率下降、负债上升、消费向通信娱乐等领域倾斜，对企业把握市场趋势有指导意义。

　　关注员工福祉：低幸福感和对精神生活的重视，提示企业需要改善职场文化、促进工作与生活平衡，以提升员工满意度和生产力。

　　本文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证研究。它不仅在数据上系统刻画了“失去的二十年”间日本国民生活的真实图景，更在理论上启发了关于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脱钩、客观条件与主观幸福感悖论、以及成熟社会民生挑战的深刻思考。

　　其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将宏观经济变迁系统地“翻译”为了微观生活体验，并通过严谨的国际比较，凸显了日本模式的独特困境。对于正面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结构转变、社会压力增大的许多国家而言，本文所揭示的问题——如何在物质丰裕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公平、更从容、更有精神满足感的社会——具有超越国别的长远意义。

　　内容提要：因泡沫经济崩溃和长期经济停滞的影响，日本国民生活水平在1990年代前期就提高缓慢，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又出现了持续下降的局面。就家庭的收入、消费水平而言，现已低于了1990年的水平，可说是今不如昔。从国际比较看，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处于主要发达国家中中等偏下的水平。因此，日本国民在生活方面缺乏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富裕感和幸福感。

　　自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就陷入了长期停滞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失去了宝贵的20年。其中，1990年代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只为1%多一点，新世纪前10年又下降到了1%以下。结果，日本就出现了失业增加、工资减少的局面。以此为背景，日本国民生活水平在1990年代前期就提高缓慢，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又出现了持续下降的局面，可说是今不如昔。对此进行研究并进行国际比较，是研究和认识现代日本经济的重要方面，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的论述和分析。

　　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家庭实际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增加很快（见表1）。以工薪家庭月均收入为例（下同），1955—1970年，实际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了287.2%和300.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按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121.3%。

　　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家庭实际收入和可支配收入虽然增加很快，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明显减小了；其中，1970年代提高25.7%，1980年代提高18.6%。

　　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情况下，家庭实际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不仅增长缓慢，而且在1997年增加到顶点的595 214日元和497 036日元以后，还转为了减少的局面。2002-2007年，在景气复苏的过程中，家庭实际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也依然是连年减少的局面。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家庭实际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更进一步减少了，2012年分别减少为

　　518 506日元和425 005日元，都低于了1990年的水平。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则2012年按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实际生活水平比1990年下降了9.0%。

　　在1950年代以来家庭收入增加的过程中，家庭支出也相应地增加了。不过，从家庭支出的内容看，1960年代以前是消费支出增加较快，而七八十年代则是非消费支出增加较快。1955—1970年，家庭消费支出增加251.2%，非消费支出增加184.6%，而1970—1990年则分别增加301.5%和771.9%。1990—2000年，在家庭收入增加缓慢的情况下，非消费支出增加8.8%，仍超过消费支出增加的3.1%。2000-2012年，在家庭实际支出减少的情况下，非消费支出只增加5.8%，而消费支出则减少了6.8%，家庭消费生活水平的下降更为明显。

　　在上述过程中，家庭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平均消费倾向，在1960年代以前迅速下降，而在1970年代以后则下降趋缓，2000年下降到72.1%，2012年又恢复到73.9%。

　　战后初期，日本家庭支出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1950年食品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曾高达57.4%。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1970年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2.2%，2000年又下降到22.0%，其后基本稳定在这一比率上。从1990—2012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看（见表2），消费比重明显提高的是交通通信支出，所占比重由10.1%提高到16.0%，提高5.9个百分点；住房、水电煤气、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教育的比重也有所提高，占比下降的是被服、服装鞋帽、家具和家庭用品。交通通信支出占比提高，与国内旅游特别是出国旅游增加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日本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之一。2012年，日本出国旅游人数为1 849万人次，比1989年的996万人次增加了85.6%。

　　从1950年代中期高速经济增长开始到1980年代，日本家庭的消费水平一直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迅速提高，而在1990-1995年小幅度提高以后就转为了下降。根据表3的统计，2000年，2人以上家庭的消费水平指数从1995年的107.5下降到103.9，2008年又下降到最低的99.5，2010年回升到100.0以后，2012年又下降到98.8，比1995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被服、服装鞋帽，由1990年的193.2下降到2012年的99.9，几乎下降了一半，食品和教育也分别由118.5和108.8下降到99.8和102.1，分别下降18.7个百分点和6.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同期交通通信、家具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和住房的消费水平则有所提高，分别提高32.9个百分点、26.9个百分点、19.3个百分点、12.9个百分点和3.2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日)总务省统计局：日本统计年鉴 平成26年度，2013年12月发行。

　　从住宅方面看，2008年日本住宅总数为5 758.6万户，约相当于家庭总数

　　4 997.3万户1.15倍，超过1978年的1.08倍和1998年的1.13倍，处于住宅过剩的局面。当年，拥有个人住宅的家庭的占家庭总数的61.1%，其余38.9%为租房户。其中，户主40岁以下家庭拥有个人住宅的比率为28.4%，比1983年的42.2%下降23.8个百分点，这与年轻人收入减少、失业增加有很大的关系。

　　住宅建设(包括新建和改建)一直是家庭和个人消费支出的重要方面，也是日本经济景气的主要指标之一。1970年代，日本每年新开工建设的住宅一直在140万户以上，其中1970年为148.5万户，1990年又增加到历史最高的170.7万户。1990年代以后到新世纪初，家庭和个人的住宅建设明显萎缩，2003年减少到116.0万户，2009年减少到77.8万户，2012年也只回升到88.3万户。从新建住宅的平均面积看，1968年为62.52平方米，2000年增加到97.48平方米后，2012年又减少到88.82平方米。

　　1998-2008年，自有独门独户住宅总数由2059.9万栋增加到2518.7万栋，增加22.3%，栋均建筑面积由293平方米减少到285平方米，减少2.7%；租赁独门独户住宅总数由259.6万栋减少到192.1万栋，减少26.0%，栋均建筑面积由130平方米增加到134平方米，增加3.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费品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1980年代，小汽车、彩色电视机、组合音响等成了主要耐用消费品。1990年代，摄像机、数码相机、微波炉等相继进入了大众消费。21世纪以来，计算机、超薄液晶电视等又成了新的消费热点。

　　1970年代以前，家庭储蓄率逐年提高，1974年曾高达23.2%，1980年仍为17.3%（见表16-1）。然而，19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家庭储蓄率日趋下降，2000年已不足10%，2005、2010年又分别下降为3.0%和2.5%。

　　从储蓄额方面看，1990年代以前家庭储蓄一直是迅速增加的趋势，而进入21世纪以后则开始转为减少。2000年，家庭平均储蓄额为1 356万日元，比1990年增加95.4%，相当于家庭实际收入的200.8%；2012年，家庭平均储蓄额为1 233万日元，比2000年减少9.1%，相当于家庭实际收入的198.2%。

　　从负债方面看，因买房、建房借款以及购买汽车、家用电器等的分期付款增加，工薪家庭平均负债额由1990年的340万日元增加到2012年的695万日元，增加一倍多，占实际收入的比重由54.3%提高到111.7%。

　　伴随收入和储蓄的增加，日本家庭资产在1980年代以前一直呈迅速增加的趋势。1970—1990年末，家庭（包括个人企业，下同）资产总额从224兆日元增加到2 663兆日元，增加了10.9倍。1990年代以后，日本家庭资产总额增长缓慢，2006年增加到顶点的2 759兆日元后转为减少，2011年末为2 556兆日元，比2006年末减少7.3%，比1990年末减少5.0%。2011年末，扣除负债的家庭净资产总额为2 196兆日元，比2001年的2 282兆日元减少3.8%。

　　从每户家庭平均的资产拥有情况看(见表4)，1999年为4 388万日元，2009年减少为3 588万日元，相当于当年收入651万日元的5.5倍。家庭拥有的主要资产是实物资产，其中住宅、宅基地资产占绝大部分。2009年，在家庭拥有的资产总额中，实物资产为2 641万日元，金融资产（储蓄-负债）为947万日元，分别占76.6%和23.4%；在实物资产中，住宅、宅基地资产为2 514万日元，占95.2%。

　　不过，大城市家庭与中小城市特别是町、村家庭在资产拥有方面的差别很大。2009年，大城市家庭每户平均的资产总额为4 307万日元，相当于町、村家庭

　　1947年，日本人口的平均寿命男性为50.06岁，女性为53.96岁。其后，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提高，人口平均寿命迅速提高，是战后以来日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日本男女平均寿命提高的具体情况是：1970年分别提高到69.31岁和74.67岁，1990年分别提高到75.92岁和81.90岁，2012年分别提高到79.94岁和86.41岁。

　　教育既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也是家庭和个人最为关心的事情，直接体现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虽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大学升学率一直不高，1955年只为10.1%，1970年才提高到23.6%。1980年代，在高中升学率提高的基础上，大学升学率迅速提高，1980年达到37.4%。其后经过10年左右的徘徊，1990年代又开始迅速提高，2000年达到49.1%。进入新世纪以后，大学升学率提高又趋缓慢，2010年只提高到52.2%，2013年又下降到50.8%。

　　在日元升值达到顶点的1995年，日本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都曾高达美国的1.5倍左右，是主要发达国家中的最高水平。经过1990年代的经济停滞以及日元贬值，2001年日本人均GDP减少为32 740美元，人均国民收入减少为

　　25 89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的92.3%和82.3%（见表5）。2011年，因日元升值，日本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各达46 192美元和47 629美元，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都仅次于加拿大和美国，高于英国、德国合法国。不过。由于日本物价水平高，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都大打折扣。以日美比较为例，2011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96.5%，而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71.8%，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只略高于意大利，属于偏低的水平。

　　资料来源 ：(日)总务省统计局：日本统计年鉴 平成26年度，2013年12月发行。

　　1980-2000年，日本家庭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0.2729提高到0.2972，一直处于公平分配的范畴内。2009年，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283，低于美国的0.372、英国的0.345、意大利的0.338、加拿大的0.318和澳大利亚的0.312，高于法国的0.283、德国的0.278和瑞典的0.237，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偏低的水平。

　　日本收入分配差距小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有很大的关系。根据表6的统计，2011年日本当初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5536，再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91 ，改善度为31.5%；其中，社会保障实现的改善度为28.3%，税收实现的改善度为4.5%，都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资料来源 ：(日)厚生劳动省：平成23年所得再分配調査報告書、2013年10月11日公布。

　　2005年，日本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4.9%，虽然低于美国的17.1%，但却明显高于法国的7.1%、英国的8.3%和德国的11.0%，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属于偏高的水平；贫困儿童占儿童人口的13.7%，虽然低于美国的20.8%和德国的16.3%，但却明显高于法国的7.6%和英国的10.1%，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也属于偏高的水平。

　　2008年，日本拥有个人住宅的家庭比率为61.1%，低于美国的68.4%和英国的68.1%，高于法国的57.2%和德国的41.6%，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不过，从每户和每人平均的住宅面积看，2008年日本分别为94.1平方米和37.3平方米，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都是最小的。

　　1980年代以前，日本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19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日本家庭储蓄率不断下降，2010年只为2.1%，大大低于法国的16.1%、德国的11.3%、英国的7.6%和美国的5.3%，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

　　2008年，日本家庭人均金融资产为1 118万日元，略少于于美国的1 294万日元，明显多于英国的854万日元、法国的668万日元和德国的640万日元；人均金融负债为823万日元，略少于美国的846万日元，明显多于英国的489万日元、法国的453万日元和德国的414万日元。

　　2010年，日本人均医疗费支出4 065美元，不足美国8 362美元的一半，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只高于英国的3 503美元，属于偏低的水平；医疗费支出占GDP的比率为9.5%，不仅大大低于美国的17.9%，而且低于法国的11.9%、德国的11.6%和英国的9.6%。不过，日本公费医疗的比率为82.5%，仅次于英国的83.9%，高于法国的77.8%、德国的77.1%和美国的53.1%。

　　按2005—2010年的平均计算，日本每千人拥有医生人数为2.1人，病床数为13.7张；其中，前者少于德国的3.6人，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少的，后者明显多于德国的8.2张，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

　　多年来，日本不仅一直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其中女性长寿世界第一，男性长寿世界第五），婴儿死亡率也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2011年为2.3‰，比美国的6.4‰低一半以上。

　　2010年，日本中等教育的男女在学率都接近100%，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大学在学率男为63.1%，女为56.2%，其中男性低于美国的79.2%，高于英国的50.5%和法国的50.1%，女性低于韩国的85.7%和美国的111.3%，与西欧各国都大体相当。

　　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费用负担比率看，由于义务教育普及，日本家庭和个人负担中小学生教育费的比率为10%左右，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基本持平。但是，在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日本私人负担教育费的比率却是发达国家中的最高水平。2009年，日本学前教育私人负担费的比率为56.6%，大大高于法国4.5%、英国7.3%、美国22.4%和德国27.3%；大学教育个人负担费的比率为67.8%，也大大高于德国15.0%、法国16.3%、英国35.1%和美国64%。

　　日本社会保障给付费的总体水平一直处于发达国家中的偏低水平。2009年度，日本社会保障给付费相当于GDP的22.2%，略高于美国的19.5%，明显低于法国的30.2%、丹麦的29.8%和瑞典的29.8%，在OECD的34个成员国中排第19位。

　　从国民负担率（租税负担额+社会保障负担额/国民收入总额）看，1980年度日本为31.3%，其中租税负担率为22.2%，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社会保障负担率为9.1%，略高于美国，接近于英国，明显低于法国和德国（见表8）。2013年度，日本的国民负担率提高到40.0%，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仍然属于偏低的水平；其中，租税负担率为22.7%，社会保障负担率为17.3%，与1980年相比前者只提高0.5个百分点，而后者则提高8.2个百分点，几乎提高了1倍。结果，日本国民的社会保障负担率就明显高于了美英两国的水平，与德法两国的差距也大为缩小了。

　　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交通事故率和犯罪率都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交通安全方面看，2009年日本每10万人的交通事故为757.5件，超过美国的604.2件、德国的379.6件、英国的265.4件和法国的115.5件。不过，日本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却很低，2009年每10万人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4.5人，虽然多于英国的3.6人，但却大大少于美国的11.0人，也少于法国的6.8人和德国的5.1人。

　　从社会治安面看， 2005年日本犯罪率为2.3%，犯罪被害人数占人口的比率为9.9%，前者明显低于英国的9.34%和德国的7.96%，后者明显低英国的21.0%和美国的17.5%；2012年，日本每10万人发生的杀人案件为0.52件，明显少于美国的6.40件和法国的2.15件。

　　如前所述，日本国民生活在收入水平以及住房、医疗、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安全等方面，大都处于发达国家中的先进水平，国民负担率也不高。尽管如此，日本国民在生活方面却缺乏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富裕感和幸福感。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见表9），日本国民对家庭生活的富裕感不断减弱了。在2001年的调查中，感到生活很苦、比较苦的家庭分别占家庭总数的20.2%和31.2%，合计占51.3%；感到生活比较宽裕、很宽裕的家庭只分别占家庭总数的4.3%和0.5%，合计占4.8%。在2012年的调查中，上述比率前者分别为28.6%、31.8和60.4%，后者分别为3.5%、0.4%和3.9%。

　　资料来源 (日)厚生劳动省：平成24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2013年10月公布。

　　其次，根据OECD的调查（见表10），2010年日本国民生活的幸福度指数为68.0，不仅大大低于澳大利亚和瑞典的87.0，也不及美国的84.0、英国的82.4、德国的78.7和法国的73.8，在34个成员国中排第21位。其中，日本在安全和教育方面的得分很高，各为9.9和9.0，在表中所列国家中分别排第一、第二位，而在生活满足度、悠闲舒适、住房、健康方面的得分都很低，各为4.1、4.1、4.5和4.9，在表中所列国家中大都排名垫底；在市民参加、家庭收入、人际关系方面的得分也不高，在表中所列国家中也大都排名靠后。

　　另外，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的生活富裕观、幸福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根据日本内阁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对于今后“优先重视物质生活富裕”还是“优先重视精神生活富裕”的问题，1972年回答“优先重视物质生活富裕”的人占40.0%，超过了回答“优先重视精神生活富裕”者的37.3%。其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结果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1999年优先重视精神生活富裕的人占57.0%，已大大超过了优先重视物质生活富裕的29.3%。2013年，上述比率分别为61.8%和30.3%，优先重视精神生活富裕的比率进一步提高了。这意味着近年来日本国民对生活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精神生活方面的不满在增加。对生活满意度高的人主要是如下一些人：合家团圆的人；与邻里关系密切的人；工作单位人际关系融洽的人；非独身家庭的人；已经结婚的人；年收入多的人。在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由于导致上述人群减少的因素在增加，从而导致了国民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