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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云APP下载人工智能时代“五眼联盟”深度转型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2026-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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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作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广泛运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安全提供了新的契机，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人工智能被运用到国家安全各个领域，进而衍生出其他安全问题。网络信息和数字数据等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资源，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西方国家围绕网络空间规范和网络安全战略的争夺日趋激烈，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网络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并向政治、科技、经济和军事等领域传导。
在美国主导下，以共享情报为支柱的“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FVEY）正在深度转型，将前沿科技融入情报工作。“五眼联盟”成立以来，始终是作为情报性质的联盟。但随着世界政治极端化态势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复杂性、联动性日益增强，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社会思潮、引领全球治理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五眼联盟”试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大话语权与影响力，在变动不居的国际局势中维护霸权地位。
特朗普重返白宫，全球政治经济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尽管特朗普政府秉持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理念，但在新的时代变局下，“五眼联盟”仍将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主要基于“五眼联盟”国家的情报部门、智库等相关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关法案、总统行政令等文献，以及国内外关于“五眼联盟”扩员、转型的论著等资料，着重研究“五眼联盟”深度转型的新动态、原因及影响。
关于“五眼联盟”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主要聚焦于联盟发展历史及渊源、重大转型及原因、情报战略走向及应对等；学理层面的研究主要涉及联盟理论等。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五眼联盟”这一秘密情报组织逐渐公开化，合作议题也逐渐向外扩散。“五眼联盟”的情报安全议题和转型趋势等受到高度关注。
既有研究追溯情报联盟起源、美英特殊关系建立、五国合作根基与情报行动等。1943年5月，英国和美国签署“英美通信情报协议”（Britain–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greement，BRUSA），以促进美国战争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War）和英国代码及密码部门间形成更密切的反法西斯合作。1946年，两国更新情报合作协议，签署“英美协议”（United Kingdom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greement，UKUSA），建立秘密监听组织，“英美通信情报协议”随之更新为“英美协议”。1948年，“五眼联盟”正式成立。冷战期间，“五眼联盟”主要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如今，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世界政治极端化态势的双重影响下，美国以绝对实力主导“五眼联盟”不断转型。
学理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联盟扩员的理论逻辑。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互补的国家利益，加强了“五眼联盟”的亲和力与凝聚力，对彼此间的情报共享高度信任。只有在意识形态上被认定为坚定的国家，才可被“五眼联盟”信任和接受，进而参与实质性的情报共享安排，成为正式成员。根据联盟理论，追逐权力是扩员的核心诉求。 “五眼联盟”是否扩员，取决于能否通过扩员提升情报工作效能，能否获得更大话语权，能否获利。也有研究认为联盟扩员弊大于利，认为多边式的情报网络通常是低效的安排，随成员国数量增加，情报成本上升，收益下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为赢得竞争优势，大多情报机构不愿共享敏感信息。此外，在“五眼联盟”扩员进程中，除政策差异、威胁认知差异和价值观差异外，双方对人权、安全漏洞及间谍活动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非正式限制也是影响扩员的主要因素。这种有限合作或缺乏互惠的合作，影响情报合作成效。日本与“五眼联盟”在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制约了扩员进程。而更亲密的“五眼联盟”成员国通常会克服这些挑战。
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美国将情报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融合，对于“五眼联盟”其他四国情报与智能技术手段融合的研究相对较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在融入情报界，对情报工作流程、技能和组织等维度产生重大影响，有助于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决策。学界对此已有一定探讨，但既有研究对象以美国为主，认为情报与科技融合既可提升美国情报的竞争优势，又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美国积极推进融合进程。人工智能在情报界的作用正被“五眼联盟”充分发掘，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安全，各国不断加大人工智能研发投入。有学者对网络时代“五眼联盟”转型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涉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着新技术发展，“五眼联盟”面临网络犯罪、网络间谍活动等新威胁。“五眼联盟”在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深化合作，提高联盟情报网络的互操作性。也有研究分析“五眼联盟”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认为其转型为科技围堵联盟，涉及“科技安全”问题。然而关于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进而与情报融合的研究较少。
目前，关于“五眼联盟”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较为宽泛，对诸如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其他具体安全领域未能展开深入研究。既有研究认为，“五眼联盟”转型为联盟，恶化周边安全环境，导致国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这不仅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也对世界格局、中国周边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研究了情报活动对国家安全产生的重要影响。从国家安全视角深入分析了情报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及国家安全治理议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是对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考虑，是专门针对情报活动的治理举措。尽管“五眼联盟”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存在一定差异，但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联结与安全诉求，其诸多战略行为构成了对他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学界对“五眼联盟”及国家情报工作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对如何更高效治理国家安全进行了探讨，但仍需系统深入研究。此外，对于“五眼联盟”转型升级影响世界格局和他国国家安全的研究也较为缺乏。
不同于以往，“五眼联盟”正经历深度转型，呈现出新的动态。“五眼联盟”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推进情报工作；将情报议题安全化、政治化，人工智能赋能军事安全，联盟转变为实质性政治安全联盟，更具对抗性和威胁性；尽管联盟尚未扩员，但部分扩员对象已实质参与“五眼联盟”情报工作；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五眼联盟”仍在不断转型升级。
21世纪前，“五眼联盟”的情报工作方式相对比较传统，主要通过无线电、电报、卫星、电话网络、电子邮件等方式收集信息和数据。进入21世纪，“五眼联盟”依靠卫星、陆地线路和海底电缆等，控制和获取全球通信数据。近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五眼联盟”情报收集、整理分析和传递等均在革新，人工智能被广泛运用到情报工作的全过程中，并为国家安全服务，全球各个通信节点都可被用于收集、传递情报。“五眼联盟”利用元数据拦截借助全球电信网络传输的数据，包括语音电话、开源信息及银行转账等数据。
美国不仅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情报工作，也力图主导“五眼联盟”人工智能合作。2016年，美国首次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逐步构建一体化人工智能发展战略。2019年以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ODNI）等情报机构、智库陆续发布报告，为人工智能服务情报网络和国家安全提供路线规划与技术规范。如提出“3A化”（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cess Automation, and IC officer Augmentation）变革倡议，强调“五眼联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共同提升数据分析的质量和数量，促进数字架构和分析技巧间的兼容性；为各情报机构如何提升网络技术（尤其涉及云计算、网络安全、量子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提出了前瞻性的技术指导意见。2022年底，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AI）推出Chat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生成式预训练变换器）大语言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取得更大发展。美国情报界积极讨论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维持国防和情报部门的领先地位。同时，美国力图主导“五眼联盟”人工智能合作。2023年11月，美国众议员罗·康纳（Ro Khanna）和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提出《五眼人工智能法案》（Five AIs Act），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在军事和情报领域的发展与应用，帮助“五眼联盟”阻止中国主导人工智能技术，防止中国将人工智能武器化和赋能军事议题。法案规范了人工智能技术使用，对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比较、测试、评估和采购；加速推进针对情报共享和作战环境感知的人工智能互操作性；为“五眼联盟”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制定共同战略。2024年5月，美国推出参议院版本的《五眼人工智能法案》，协调建立“五国人工智能战略工作组”，制定和协调人工智能计划。人工智能逐渐融入情报工作，已成为“五眼联盟”开展情报活动的重要手段，并逐渐合法化、规范化。
“五眼联盟”不再局限于情报议题，也涉足政治安全议题，情报工作政治化、军事化日益凸显，并服务五国国家安全。在大国战略竞争中推波助澜，“五眼联盟”俨然成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政治安全联盟。
“五眼联盟”情报工作政治化、军事化。传统的胁迫手段主要涉及军事和经济，如今，情报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强制工具，用来制约、操纵对手行为。 “五眼联盟”内部，美国正遭受政治极化冲击，情报合作走向政治化。通过情报政治化——即揭示某些置竞争对手于不利地位的信息——达到政治目标，公开披露情报主要服务于对外战略。澳大利亚国际层面以安全思维主导决策，国内以情报工作作为安全决策参考，内部情报工作政治化和外部安全感知负面化相互加速推进。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将情报武器化，不断采取“公开披露情报”这一新的战略博弈工具，使美国对俄混合战争倚重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手段达到最佳效果。同时，“五眼联盟”军事化凸显。人工智能赋能军事安全，联盟不断深化人工智能军事安全合作。在2023年11月美国众议员提出的《五眼人工智能法案》中，提议建立“五国人工智能战略工作组”，要求工作组推进和加速用于情报共享、战场感知和其他作战用途的人工智能系统的互操作性；指导五国利用新兴技术，推进军事合作。同月，澳大利亚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军事人工智能规范。在美国主导下，不断加强与盟伴人工智能军事协调。人工智能是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国防技术和军事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五眼联盟”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自主技术应用。
与情报联盟显著不同的是，政治安全联盟更具对抗性、外向性和战略性。国家安全情报活动是一种认知性、对抗性和制度性活动，对抗性、制度性指国家安全情报机构通常代表国家从事此类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在此过程中收集对方机密情报，以及向对手传递虚假信息。这种性质就决定了“五眼联盟”情报活动的欺骗性和虚假性、竞争性和敌对性。
“五眼”国家政治安全联盟日益规范化和机制化。随着“五眼联盟”不断开展实质性政治安全合作，“五眼联盟”国防部部长及外交部部长会议逐渐机制化。2020年6月，“五眼联盟”第一次以联盟名义召开国防部部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推进五国国防与安全合作，捍卫日益受到‘挑战’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此外，针对特定议题，“五眼联盟”也举行首脑会议和高官会议，并建立监督审查机制，如2017年成立情报监督审查委员会（Five Eyes Intelligence Oversight and Review Council，FIORC）。
基于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正在形成“2+3+4+5+N”的多层次情报网络共享机制。在“五眼联盟”框架下，第一层次是多层次情报网络的核心“五眼联盟”本身，即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报共享机制；第二层次是这五个国家分别与联盟内其他国家建立双边或多边情报网络，如美英联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第三层次是“五眼联盟”成员国分别与外围国家建立双多边情报网络，如美日联盟、美日韩情报合作；第四层次是联盟内的成员联合起来与外围国家建立多边情报网络，如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由联盟内的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外围国家日本和印度组建而成。尽管“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不属于情报性质，但合作内容包括情报共享。并且，美国作为“五眼联盟”的主导者，企图将主导的组织架构、双边情报网络与“五眼联盟”进行整合，构建多层次情报网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强调，与盟友的情报合作是一种战略资产，需加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五眼联盟”之间的合作。 “五眼联盟”非正式扩员势在必行，表现为未来议题式或区域性的“五眼+”，将法国、德国、韩国、日本、印度等纳入该联盟，益处良多。这些国家均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并地处美国核心利益的战略要地。多层次情报网络中的“2”是双边情报合作，通过深化双边情报合作，增强情报共享的网络化与联动性；“3”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由“五眼联盟”中规模与实力最强的国家组成，被视为“五眼联盟”的轴心；“4”是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线”是发挥核心作用的“五眼联盟”；“N”是“五眼联盟”的扩员对象，包括日印菲韩等国。当前，美国已与亚太盟伴在建立全方位情报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日印菲韩等国尽管尚未加入“五眼联盟”，但已参与实质情报活动，是联盟积极吸纳的合作对象。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的态度最为积极，“五眼联盟”成员国，尤其是英国积极回应日本的诉求。如果日本是“五眼联盟”的老搭档，那印度则是近年来与联盟接触的新血液。随着全球网络监听频发，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更加普遍，网络安全变得更具挑战性；在复杂的数据保护中，“五眼联盟”广泛的监视策略与印度网络安全弹性之间存在动态协作。2020年10月，日本、印度同“五眼联盟”政府代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密数据与公共安全的声明，要求科技公司在加密应用程序中植入“后门”（Backdoor），允许执法机构获得访问、监管网络犯罪的权限。菲律宾和韩国也是“五眼联盟”拉拢的重要对象。2024年7月，美国和菲律宾举行七年来的首次外长防长“2+2”会谈，积极推进网络安全和军事情报共享协议。同年11月，两国签署《军事信息安全通用协议》（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GSOMIA），并建立联合协调中心（Combined Coordination Center，CCC），以此作为促进美菲机密军事信息交换框架，允许美国向菲律宾分享更多国防技术和情报。此外，菲律宾与“五眼联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有密切合作，参与情报共享等活动。基于现实安全利益和情报需求考量，韩日等国需让渡政治自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与情报支持。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Yoon Seok-youl）曾表示，为确保国家不受威胁，与“五眼联盟”构建合作是必要的。韩国与“五眼联盟”成员的情报合作早已有之。早在2016年3月，美韩就公开了双边网络合作的内容，涉及协调网络安全政策、共同开发应对网络攻击技术、交流和共享全球网络威胁情报等。
“五眼联盟”合作议题向多领域拓展。除传统政治军事合作外，也涉及非传统安全议题，包括供应链、科技、太空等领域。在供应链领域建立关键矿产联盟，英国倡导的“关键五国机制”（Critical Five）成员与“五眼联盟”完全一致，是联盟拓展基础设施合作的直接体现。“五眼联盟”转型为科技围堵联盟，并试图打造太空联盟。“五眼联盟”伙伴开始利用美国主导的“联合太空作战中心”（The Combined Space Operations Center，CSpOC）加快合作，2018年以来，该中心已被重新定位为以“五眼”国家为核心的战略防御伙伴关系；2022年2月，英国发布《国防太空战略》（Defense Space Strategy），强调了在情报分析方面对联盟的贡献，承诺到2025年将在“五眼”伙伴关系内开发一个用于情报、监视和侦察的集成系统。
特朗普继续加大推进人工智能在情报网络与国家安全中的运用。特朗普设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的主要政治目的，在于缩减政治掣肘和官僚式繁文缛节，贯彻其政治意志。因此，特朗普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并赋能情报和军事议题等方面将更有效率，甚至试图摆脱监管。同时，“五眼联盟”对华战略认知总体继续负面化，在这种战略认知的驱使下，“五眼联盟”仍将继续拓展合作领域，构建多层次情报安全网络。
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维持联盟的成本将加大。美国在“五眼联盟”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特朗普“交易主义”的风格迫使联盟成员不断提升国防开支等战略资源投入。“特朗普主义”再度回归，联盟成员“搭便车”行为将不再被允许。2024年11月14日，特朗普提名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为情报总监，负责监督18个情报机构，在国家安全机构中引起极大的争议，加剧了对庞大的情报界将变得越来越政治化的担忧，引发了对“五眼联盟”内部情报共享可能减少的担忧。美英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已出现差异，英国继续推动“路线”，而特朗普政府表态尽快解决乌克兰危机，因此英国情报界与美国分享情报时需谨慎对待。
尽管“五眼联盟”协调和交易成本上升，但越来越统一的政策立场促使联盟继续深度转型，对世界格局的挑战和他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有增无减。“五眼联盟”始终坚持“零和”“对抗”思维，认为中俄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将严重冲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在经贸、科技等议题上，“五眼联盟”的立场越来越统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美国将战略重心再次聚焦于遏制中国，将重心放在经济、网络、科技等领域，积极协调和推动“五眼联盟”转型升级。
面对世界政治极端化态势的加剧，以美国为核心的“五眼联盟”同样遭受挑战。美国当前正面临“中年危机”，“五眼联盟”深度转型也是美国政策修补的结果。“五眼联盟”深度转型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逻辑考量。
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著名格言“战争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相呼应，情报网络，即情报工作网络化、多元化和多层次化，是外交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涉及国际关系中固有的思想、价值观和利益之争。“五眼联盟”深度转型，实质在于维护五国国家利益，服务外交政策。“五眼联盟”将情报网络赋能外交政策，将传统外交政策延伸至情报领域，通过情报外交和情报披露等方式展开对他国的战略竞争，并维护国家安全。这是联盟转型的重要原因。
基于结构现实主义视角，情报外交与军事能力一样，充当增强国家权力的工具。人工智能时代，“五眼联盟”将人工智能、情报网络与外交政策充分结合，频繁开展情报外交，以此实现战略目标。情报外交，即利用情报支持外交活动和公共外交，推进外交政策目标。为“五眼联盟”广泛运用。通过情报外交，“五眼联盟”与盟伴共享情报信息，巩固外交关系，应对共同挑战。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家情报总监的《国家情报战略》（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报告均明确指出，情报外交将在美国与威权主义和修正主义大国的战略竞争中发挥核心作用，情报网络必须被视为美国与战略竞争对手在外交领域竞争的关键因素。
将情报网络赋能外交政策，实质在于将情报优势转化为外交优势，应对所谓的外部“威胁”，因此，出于对外政策需要，“五眼联盟”需要深度转型。出于安全竞争和价值观对立考量，“五眼联盟”将情报网络赋能外交政策。2018年以来，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重要“战略竞争对手”。“五眼联盟”与中俄等国在塑造全球网络空间规范方面，展开日益激烈的“大博弈”（Great Game）。近几年，美国情报界将中国视为首要“安全威胁”和情报与地缘政治“挑战者”；对“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而言，与中国是一种“竞合”关系，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导致“外交胁迫”，因此也积极推动联盟转型。北约前秘书长、工党前国防大臣乔治·罗伯逊勋爵（Lord George Robertson）表示，中国对英国构成所谓“‘致命’威胁”（“deadly” threat）。 “五眼联盟”的亲密关系不仅来源于共同的历史和塑造全球政治格局的能力，以及不断增长的五眼“政策网络”，更是基于战略利益衡量。除了强调所谓的中国“挑战性”外，“五眼联盟”也将“全球南方”、新型经济体等快速发展的国家视为潜在“威胁”，认为其是监听情报、窃取机密，以及污名打压的重要标靶。通过深度转型，“五眼联盟”积极构建多层次情报网络，服务外交政策。
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五眼联盟”国家构成现实挑战，为联盟转型提供了新动力。伴随着兴起、跨境网络犯罪增长和战略博弈加剧等现实挑战，情报在国家安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走向成熟，在情报收集、分析等方面越来越精准；适用性也日益宽广，极易被不法分子获得并滥用。2025年1月1日，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嫌疑人使用了包括ChatGPT在内的人工智能工具协助策划爆炸，利用ChatGPT搜索爆炸目标信息、弹药数据，以及研究炸弹制造方法。此类事件严重威胁“五眼联盟”国家安全，澳大利亚信号局（Australian Signals Directorate，ASD）警告称，网络犯罪分子正在使用虚假二维码或复杂的人工智能骗局诱骗私人信息或下载危险文件，并且这类技术越来越普及现实安全困境迫使“五眼联盟”深度转型，尤其是促进情报机构改革与情报合作。
“五眼联盟”通过深度转型来获得优势，应对新型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2018年6月，“五眼联盟”前国家首脑和军事高官曾就应对新型安全问题举行研讨会，认为网络安全问题极大地改变了情报工作，互联网是新的情报资源，而“五眼联盟”网络空间合作远远不足，应加大投入。2024年“五眼联盟”部长级会议集中讨论了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外部威胁、网络和暴力极端主义等安全问题，强调恶意和复杂的网络安全威胁对五国构成严重威胁，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打击，五国承诺分享各自在保护数据方面的经验教训，确保可信和安全的跨境数据流动，增强数据弹性。网络安全等新型安全问题，正对“五眼联盟”情报收集、整理和分析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到大国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五眼联盟”必须进行深度转型，应对新型安全问题，密切追踪并掌握关键领域的安全态势。
一国的联盟战略是战略文化的反映，国家安全观是战略文化的核心。美国的霸权安全观与“五眼联盟”转型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美国在“五眼联盟”中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情报资源，以等级制方式规定了联盟运作的条款，以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盟友的相关政策；不遵守美国标准，则无法获得庞大的情报资源。美国的霸权安全观始终塑造着联盟性质、议题设置、战略协调等。
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量，联盟成员选择积极配合美国主导的转型策略。近年来，美国打造了一系列双多边盟伴、安全对话机制等，尽管存在不小的利益纠葛，但这些国家仍选择积极配合。“五眼联盟”深度转型中，英国扮演“急先锋”角色，其他国家积极配合。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安全诉求是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的现实需要。“五眼联盟”正在拓展多领域合作，除情报活动外，英国还积极推动联盟在供应链、科技安全、民主议题等方面拓展合作，并支持扩大联盟规模。其他成员选择积极支持联盟议题拓展，试图借此发挥重要战略价值，实现自身战略利益。
“五眼联盟”的转型根植于美国霸权安全观，美国的安全联盟体系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双边联盟中的情报合作。尽管美国的亚太轴辐联盟体系（Hub-and-Spoke Alliance System）并非基于共享情报而构建，但在联盟互动中，军事安全、情报和经贸等均是重要议题。联盟内部的利益日趋协调，合作议题日趋拓展。澳大利亚认为与美国的情报合作是澳美联盟的核心利益，甚至认为澳美联盟的根基不是《澳新美安全条约》（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 ANZUS）或其他防务合作协议，而是1947~1948年关于情报交流合作和维护澳大利亚“联合设施”的“英美协议”。无论是基于安全防务合作还是情报合作，均是在美国霸权安全观的主导下的不断转型。
情报的任务是对特定群体及相关活动进行监视，主要包括领导人、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政治、社会和科技等领域，并追踪其变化。 “五眼联盟”合作范畴已超出情报议题，日益向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等多个领域渗透。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尽管“五眼联盟”遭遇一定挑战与不稳定性，但由于存在共同面对的重大利益问题，联盟将继续转型升级，为世界格局、中国及周边安全带来重大影响。
鉴于特朗普的“交易主义”风格和对联盟战略的轻视，“五眼联盟”将面临诸多挑战，联盟转型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但由于极端化态势下的安全形势以及新型安全问题等对“五眼联盟”构成重大挑战，总体上“五眼联盟”会在曲折中继续转型升级。这种曲折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即并非试图追求事实真相，而是基于个人“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执政信念。美国作为“五眼联盟”的主导者，特朗普的政策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五眼联盟”的发展走向。借助社交媒体，特朗普利用“煽动性”“情绪化”言论误导民众思想和认知，将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化为简单化、充满情绪化的信息，来宣扬其政策理念。英国《卫报》评论称，没有哪位政治领袖像特朗普那样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毫无顾忌”（Truly Let Loose）地发言。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显得过于反复无常，难以被称为战略性举措；又过于情绪化，难以被视为深思熟虑。因此，并不排除特朗普对“五眼联盟”政策存在变数。这也加剧了“五眼联盟”转型升级的不稳定性，影响联盟转型升级的方向。
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下，“五眼联盟”发展面临挑战。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多次发表“情绪化”言论，强调美国要吞并加拿大，使其成为第51个州。甚至特朗普的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提议将加拿大从“五眼联盟”中除名，企图通过这种策略向加拿大施加压力，以在关税和经贸问题上对美国让步。这种极具“煽动性”的言论迎合了一部分民粹主义者的支持，但也受到诸多质疑与批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丹尼斯·怀尔德（Dennis Wilder）对破坏“五眼联盟”的后果表示担忧，尤其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内的一些批评人士也认为，将加拿大驱逐出该联盟将适得其反，会损害而不是增强美国国家安全。特朗普的部分“情绪化”政策已经处于具体执行过程中，这对“五眼联盟”的团结稳定带来一定挑战。
尽管存在一定曲折，但总体上“五眼联盟”仍将继续转型升级。从目前来看，特朗普对加拿大的政策，更多的是损害联盟内的双边关系，尤其是经济合作，而在核心议题（共享情报）方面，“五眼联盟”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联结。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双边关系，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因此，在不损害“五眼联盟”核心利益的议题，或联盟共同面对重大利益问题时，仍将继续转型升级，例如科技发展、军事情报、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程度仍在不断加深。这些核心议题也是“五眼联盟”未来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因素已被政治化，科技竞争成为战略竞争的一个显著性因素。科技发展对内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提升战略竞争力，对一国的重要性急剧增加，是“五眼联盟”关注的重要议题。
人工智能时代，“五眼联盟”将前沿科技赋能军事情报活动，构建多层次情报网络，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五眼联盟”已转型为政治安全联盟，被视为不断重新定义地缘政治格局的“秘密俱乐部”（Covert Club）。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原本在情报工作方面首屈一指的“五眼联盟”，如今更在军事情报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正在构建。“五眼联盟”以国家安全为由，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战略目标，严重影响世界格局和国际安全局势。
在世界军事格局方面，“五眼联盟”越来越广泛地将新型前沿科技手段融入军事情报活动中，对世界军事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军事情报技术的革新决定了一国的军事力量，进而极大程度上改变军事格局与战争形态。在人工智能加持下，“五眼联盟”不断提升军事情报化进程，以安全合作为幌子，频繁开展军事行动。“五眼联盟”的政治安全性质决定了其向军事安全合作领域不断迈进，影响国际安全局势。“五眼联盟”正与其他安全防务组织进行整合重构，提升自身影响力。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开展安全合作，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ndo-Pacific Partnership for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IPMDA）倡议，增强军事和情报收集；未来美国或依靠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和美英澳三边关系等推行实质性威慑。这些组织架构不断增强联动趋势，极大提升安全威慑力，影响世界军事格局。
在世界经济格局方面，随着“五眼联盟”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科技与信息等诸多领域正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五眼联盟”作为一个政治安全性质的情报联盟，也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影响国际经济安全。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越来越以“灰色地带”（Gray Zone）为主要形态进行，即不引发直接武力冲突，而是在经济等领域发生对抗行为。“五眼联盟”合作议题向经济领域拓展，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学家警告称，特朗普的一些经济政策（如禁止华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对全球经济构成了比提高关税更为严重的威胁。美国的情报窃听行动不仅服务“国家安全”，也经常滥用于商业间谍活动。 “五眼联盟”主要通过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具体表现为重塑经贸关系、开展技术竞争等，导致全球经贸、产业链供应链受阻，极大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与经贸格局。
在人工智能时代，除传统政治、经济、军事外，科技、网络安全与数据信息等新型要素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成为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人工智能时代，谁控制了数据信息的流动，谁就掌握了未来世界运行的主导权。前沿科技正在改变国际政治，直接关乎世界格局与国家力量对比。在科技发展方面，“五眼联盟”不仅是情报和政治安全联盟，也是科技围堵联盟，其深度转型对他国科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五眼联盟”，尤其是美国标榜“自由”“开放”，却动辄设置技术壁垒，拼凑所谓“民主科技联盟”，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给他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设绊子”“卡脖子”，严重侵犯其他国家科技发展权利。
在网络安全与数据信息等方面，人工智能时代，“五眼联盟”利用新型科技手段与网络技术，不断在世界范围内窃取相关机密数据信息，对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数据和信息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世界格局正在加速重构。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五眼联盟”监控策略不断发生变化，网络安全监控逐渐成为主流，数字监控、情报信息处理等至关重要。“棱镜门”事件后，“五眼联盟”继续奉行现实主义理念进行情报监听，在全球范围内的情报活动，对各国公民隐私和国家主权带来严重风险，窃取各个领域的关键信息与机密数据。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监控行为的六项协议：“嗅出一切，知道一切，收集一切，处理一切，利用一切，合作一切。”如不受监管，“五眼联盟”一旦攻击一国的关键部门、单位和企业，将导致网络系统所存储和处理的重要秘密和数据等被“一网打尽”。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利用《涉外情报监视法案》（FISA Amendments Act of 2008）等，强制一些高科技企业在设备、软件、加密应用程序中植入“后门”，利用嵌入代码、漏洞攻击等方式，打破端到端加密，访问私人信息与数据。 “五眼联盟”也在与一些电信公司和互联网服务企业合作，依赖这些企业提供私人数据。
科技、网络与数据信息等已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五眼联盟”借助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手段进行深度转型，试图护持“盎格鲁-撒克逊”继续主导世界格局。
人工智能时代，“五眼联盟”深度转型对中国及周边安全产生了一定影响。“五眼联盟”深度转型，对中国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以及经济与科技安全、网络与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带来了一定影响。在国土安全与军事安全方面， “五眼联盟”强化与菲日等国军事演习、情报网络合作。2024年4月，美日菲澳首次在南海联合演习，直指中国。同年5月，美日菲澳构建“小队”（The Squad）防务伙伴关系。除制造舆论和情报收集外，美国在菲律宾部署新型陆基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堤丰”（Typhon）。此系冷战以来美国首次在亚洲部署中导系统，且在第一岛链现身，中国国土安全面临挑战。
在新型安全方面，“五眼联盟”提出“五眼自由贸易集团”（Five Eyes free trade bloc）概念，不断寻求对华“脱钩断链”，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威胁中国科技安全。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卸任的前几天致电特朗普，称决定将华为和中兴排除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部署之外。中国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崛起后，美国联合“五眼联盟”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实施打压与遏制。澳大利亚以所谓“国家安全风险”为由，禁止在政府系统和设备上使用深度求索等人工智能模型。
“五眼联盟”深度转型不仅挑战中国国家安全，也影响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五眼联盟”在中国周边地区已形成严密的情报网络，以便更高效收集情报信息，为军事战略服务。例如，与菲律宾的情报合作，将提供南海地区的核心情报支持；与日本合作可增强其在东海地区的情报能力。“五眼联盟”积极完善国防现代化计划，塑造、更新和整合新兴国防技术，不断推进与菲日韩印的情报共享机制，大幅增强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情报网络与军事部署。韩国已宣布考虑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支持第二支柱的相关活动，共同开发高科技武器。
1948年，“五眼联盟”正式成立，整个冷战期间，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共享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家的相关通信情报。曾根据实际需要短暂吸纳其他国家正式或非正式加入，如挪威（1952年）、丹麦（1954年）、联邦德国（1955年）等；或在“五眼联盟”的基础上，曾建立较为松散的情报联盟，如“九眼”“十四眼”等；或曾与其他国家情报组织进行紧密合作，如与匈牙利、波兰、土耳其等“盎格鲁-撒克逊”外围国家实行情报共享。随着安全局势的变幻，情报工作的转型兴替等，这些情报组织只在特定时期发挥重要作用。只有“五眼联盟”自成立开始，始终作为西方情报工作的核心，且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历经70余年，“五眼联盟”始终作为情报联盟而发挥作用，情报合作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是其他联盟体系无法比拟的。“五眼联盟”的深度转型，暴露出在不确定性世界秩序中的不安感，以应对未来安全局势，但也存在诸多局限性。在情报领域，势必会弱化其比较优势；在政治安全领域，又远不及其他政治安全属性的联盟，既无法维持情报比较优势，又无法成为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政治安全联盟。此外，“五眼联盟”内部，在对华安全政策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美国主导对华战略竞争，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积极配合，而新西兰对华竞争姿态相对较弱。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尽管“五眼联盟”仍在转型升级，但联盟成员关系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联盟的稳定性。
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对国际关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是未来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契机。中国不仅要及时应对当前遭遇的各种安全威胁，也要预判未来的安全隐患。
原文发表于《美国研究》2025年第6期。请前往以下网址（中国知网）下载全文 。
